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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與丈夫習仲勛相伴58年 這輩子很幸福(圖)
   www.sxzhb.gov.cn        發布者:admin  發布時間:2013-10-14

齊心(左)與習仲勛。

  幾年來,我曾接到過一些報刊編輯同志的約稿信,希望我能撰寫有關仲勛同志的文章。怎么說呢,對于宣傳報道我所持的態度一直是比較謹慎的,一來,我們做的工作都是在黨和人民的培養教育下所盡的黨員義務和責任;二來,仲勛同志對我們的要求很嚴……總之,基于多種原因吧,我一直沒有如約付稿。前不久(1998年7月)在編輯同志的再三催促下,我終于還是心允了。

  如果把人生比作長河的話,我和仲勛相伴58年(1944年4月——2002年5月),可算是度過大半輩子了。盡管我在仲勛同志身邊工作的時間不長,但是在那些可數的時日里,值得回憶的往事依然很多很多……

  1943年4月,西北局從延安大學中學部抽調一批青年同志到綏德師范和米脂中學以學生身份開展工作,當時,我是帶隊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經西北局到綏德地委轉黨的關系時,知道了習仲勛的名字。那是在綏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觀”大院里,嶄新的紅綠標語貼滿了墻上,上面寫著“學習習仲勛同志的優秀品質和優良作風”;“歡迎習仲勛同志來綏德地委領導工作”。由此而知,仲勛同志就是剛剛到任不久的綏德地委書記。

  當時,綏德地區是1940年解放的新區,被國民黨反動軍閥何紹南統治的時間較長,反動影響很深,加之受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致使學生對共產黨缺乏認識,政治思想比較混亂。有的人還幻想著反動軍閥何紹南卷土重來,學校在組織政治學習討論對國共兩黨的看法時,甚至反派占上風。我們這些從延安派去的同志,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展開擴大黨的宣傳、樹立黨的光輝形象工作的,使受蒙蔽的同學逐漸有所覺悟。那時,我被編在綏師思想最活躍的秋三四班級學習并擔任支部書記工作,我們的級任老師楊濱是總支委員,書記是何仁仲。由于黨總支對此項工作的重視,學校很快就出現了新氣象。

  就在綏師剛有新氣象的時候,發生了兩起案件——“貼黑頭貼子”(寫恐嚇信貼在校內墻上)和“打石頭”(教員楊典被石頭打傷,后來聽白炳書同志講是自己打傷的)。此時正值全邊區開展防奸運動之際,綏德地委對此十分重視,決定派地委宣傳部長李華生同志來學校蹲點。就在仲勛同志來校作動員報告的大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他。

  和仲勛的相遇是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個星期天,我正從集體宿舍經教室走過時,突然看到迎面而來的仲勛同志,他正從楊濱同志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來,突然見到首長,還在蹦蹦跳跳的我趕緊給他行了一個軍禮。他看到了我,親切地向我微笑著,點了點頭。雖然只是匆匆而過,那一瞬間卻給我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

  隨著防奸運動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搶救失足者運動”的影響,一時間,特務如麻草木皆兵,逼供信、假坦白的云霧也籠罩在綏師的上空。上述案件被視為特務公開破壞案件,有的還被作為重點審查對象。結果,全校學生不被懷疑者所剩無幾,在社會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學生家長,意見很大,甚至對黨不滿。對此,地委書記習仲勛非常重視,為了加強綏師黨的領導,把綏師運動當作地委的重點來抓,地委調綏德縣委書記宋養初同志擔任綏師黨總支書記,在這前后,仲勛把我和姚學融、白樹吉等學生代表叫到地委親自談話。

  在仲勛工作的窯洞里,我們第一次看到掛在墻上的毛主席給他的親筆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題詞是用毛筆寫在漂白布上的。仲勛用深入淺出的話語提醒我們,應該對在搶救運動中出現的“偏差”進行抵制。并循循善誘地對我們說:“如果這樣下去,連你們幾位也會被懷疑”,他讓我們總結經驗,實事求是地做學生思想工作,幫助地委扭轉假坦白造成的混亂局面。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因為我早已感受到了直接的壓力,心里正為之苦悶。這次談話,仲勛同志給我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態度以及獨特的語言魅力。

  為了安定民心,挽回黨在學生和家長中的影響,仲勛同志把學生家長邀請到綏師,安排他們住下來,一面安撫他們,一面召開家長及干部、群眾參加的3000人大會,進一步宣傳共產黨“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防奸政策。從那以后,綏師的運動走上了穩步發展的軌道,綏師從此成為邊區培養革命干部的黨的堅強陣地,平穩地轉入審干整風,從而影響和帶動了全地區的運動。綏德地區在習仲勛的直接領導下,審干整風的甄別工作進行得扎實、果斷、有力,在搶救運動中,保護了大批的外來知識分子干部,只辦了一個整風學習班,他在作整風報告時說:“對黨要忠實要坦白,要說真話,誰要是亂說,比特務的罪還重。”與此同時打電報給中央和西北局,建議立即制止“逼供信”,糾正“左”的偏向。這在當時逼供信、假坦白成風的形勢下,仲勛冒著風險提醒大家堅持實事求是的黨性原則,是多么及時和難能可貴啊!他還說:“我們常講黨性,我看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因此,在“搶救運動”中,整風班坦白出來的為數眾多的“特務”,經過甄別,除一人被掛了一段之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復了名譽。

  這個階段,我作為黨員學生參加了綏師總支委,開大會經常作為學生代表擔任主席團成員。由此我和仲勛在工作中見面的機會就增多了。即便是見不到面時,仲勛也經常給我做書面指示,使我能夠及時了解到整個運動的部署情況。仲勛對我的信任,無疑是對我學習和工作的一種鞭策和鼓勵。雖然不是個別接觸,但在共同的戰斗中我親眼看到了他的領導才能和領導藝術,目睹了他政治家的風度。甚至地委召開的擴大積極分子會議,黨組織也讓我參加,使我深切體會到他敢于冒風險、實事求是、敢于糾偏,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精神。

  婚后,仲勛同志對我說:“從此以后,我們就休戚相關了。” 仲勛同志非常愛女兒,記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見此,我尷尬得不知所措,仲勛卻笑著說:“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這年冬天,就在習仲勛同志去延安開會之前,他正式向我談到了婚姻大事,并說:“一件大事來到了”,“我一定要解決好”,并請李華生、宋養初和我談話,希望我從政治上考慮,幫助我打消心中的顧慮。仲勛同志還告訴我,抗大總校教育長何長工同志曾寫信向他介紹我,說他認識我的姐姐,而且見過我的父親,說我是到延安后才長大的。仲勛同志曾讓我寫一個自傳直接交給他。當時的我,用我姐姐齊云的話說:“我妹妹是一張白紙”,因此,“自傳”也就相當的簡單:“1939年3月18日,我由姐姐齊云親自送到抗大一分校(當時在太行山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女生隊學習,半年后畢業。先是被分配到長治干校婦干隊任指導員,后回抗大一分校留守處任總務處文書,不久因抗大總校合并,我便在校部總務處、衛生處任文書。40年冬經何長工批準到延安學習。1941年春進入中央黨校學習,秋季因參加黨校征糧工作被派回隴東,征糧結束,1942年春回到延安。我要求學習文化,所以被派到延安大學中學部學習。43年春天來到綏師。1943年8月14日入黨,因在1939年夏季反掃蕩運動中表現勇敢、堅定,盡管不夠年齡,組織上還是批準了我的入黨請求(六屆六中全會決定18歲才能入黨),40年秋季反掃蕩后,我被提前轉為正式黨員。”

  有趣的是,當仲勛看到我的自傳中寫到我為早日參加革命隊伍,曾盲目地從家里偷跑過兩次,而兩次都被父親抓了回去時,他笑了起來,說:“我年輕的時候也和你一樣”。但在當時,我卻對仲勛同志的歷史很不了解,他只輕描淡寫地告訴過我,“他是陜甘蘇區創建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不久,經組織批準,我和仲勛同志在綏德結婚了。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綏德地委后院的一個窯洞里,舉行了我們的婚禮。這天上午各方人士來了許多,都向我們表示慶賀。其中有我們的證婚人,時任抗大總校教育長,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長的何長工(也是我們的介紹人),李井泉(抗大總校負責人之一),獨一旅旅長王尚榮,政治部主任楊琪良,綏德專署正、副專員袁任遠、楊和亭,地委副書記白治民等等。那天,時任綏德地區保安處長、后任陜甘寧邊區保安處長、曾被稱為“中國的福爾摩斯”的布魯同志還給我和仲勛拍了兩張相片留念。婚禮上我和仲勛及上述那幾位來賓同桌吃了一餐飯。這在當時的條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禮了。

  婚后,仲勛同志對我說:“從此以后,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因為我知道他的擔子很重,在艱難的歲月里,不應該要求他過多的關照我。同時,我也是一個很自信的人。不久,這一年的夏天,我在綏師剛畢業,就去農村基層工作了。第二年(1945年),仲勛在“七大”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繼而又調任中組部副部長、西北局書記。而我仍在農村基層工作,直到解放后,我才回到西北局機關政研室農村組擔任研究員工作。

  現在回想起來,在我一生中有兩段受益匪淺的經歷令我終生難忘。一是在敵后抗日根據地,特別是抗大熔爐艱苦充實的戰斗生活培養了我革命樂觀主義的情操,堅定了革命斗爭意志,樹立了共產主義人生觀;另一段是在陜甘寧邊區農村工作的8年,經歷了歷次不眠的火熱斗爭,特別是從46年到48年,邊區政府組織的歷次土改我都幸運地參加了。在時任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直接領導下的土改,使我在貫徹毛主席的土改方針政策,抵制“左”的情緒,有了切身的體會。比如,不許采用挖底財、使用肉刑、侵犯中農利益、查三代等做法,保護了開明紳士和工商業者等。

  雖說我和仲勛同志相距幾百里之遠(那時,仲勛同志在延安擔任西北局書記),在我心里始終記得他講的那句話,“我們休戚相關”。他經常鼓勵我安心地在基層工作,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農村是個大學校,有學之不盡的知識寶庫,用之不竭的知識源泉。”還以他自己過去開辟陜甘寧邊區根據地時曾到一家一戶做工作的切身體會指導我,讓我重視基層工作,他說:“給群眾東西,向群眾要東西,都要經過鄉,如果能做好一個鄉的工作,就能做好一個區的工作。”最初,我在綏德縣地委、縣委重點鄉當鄉文書,后來在綏德義合區擔任區委副書記、延安市北關區區委副書記,也常以一個鄉或村為重點進行調研,并因此兼任《群眾日報》的特約通訊員,及時報道基層情況。這個階段,我和仲勛同志雖然多在兩地,但我們的思想感情卻日益深厚,我對仲勛同志的嚴格要求不僅毫無怨言,反而從心底里感激他對我的教導和培養。

  1949年3月1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了,仲勛同志的秘書黃植同志立即電告正在西柏坡參加七屆二中全會的仲勛同志,慶賀我們得了一位千金。她就是由我母親親自取名為“橋橋”(她出生在延安橋兒溝中央醫院,原魯迅藝術學院駐地)的女兒。二中全會結束以后,仲勛跟隨毛主席進入北平,并參加了入城式。這一次,他還幸運地見到了我的父親(原傅作義部隊起義人員)以及我的姐姐齊云(她從東北調北平參加籌備全國第一次婦代會)。這一次回延安,仲勛同志為我帶來了姐姐齊云的信,那一天,我高興得什么似的。

  我清楚地記得,當仲勛同志見到我們尚未起名的孩子時,高興地把女兒抱在懷里,端詳了好久好久,望著女兒稚氣的小臉兒,我看到仲勛的臉上流露出了慈父的笑容。

  仲勛同志非常愛女兒,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滿月的橋橋抱在懷里,記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見此,我尷尬得不知所措,仲勛卻笑著說:“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自從橋橋降生以后,只要仲勛同志工作稍有間隙,就會把女兒抱來看看,就連橋兒的像片也多是由爸爸親自拍的。當橋橋稍大一點時,仲勛如有機會就帶著她外出活動了。盡管仲勛同志非常疼愛孩子,但他對孩子從不嬌慣,記得我在參加長安縣“三反五反”試點時,仲勛曾在一個星期天帶橋橋(兩歲左右)到長安縣檢查工作,順便讓孩子看看我,因為女兒總要找媽媽。傍晚,當他們就要回西安時,橋橋抱著我大哭不止,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看到女兒滿是眼淚的小臉兒,我動心了。想想晚上沒有什么活動,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車趕回縣委所在地(韋曲),不至延誤工作。但仲勛考慮影響沒有同意我一同回去,硬是抱著哭喊著媽媽的橋橋離開了我。

  在參加一次晚會的時候,我聽見有人在我身后議論說:“習副總理的夫人穿著怎么那么土啊!”他聽后笑著說:“土比洋好!”仲勛同志一貫支持我的工作和學習,從不要求我犧牲個人來專職照顧家庭。無論別人怎么想,我心里是有數的,我覺得一個丈夫能做到如此,是需要有博大胸懷的。

  1952年秋,仲勛先到了北京,任職中宣部長,我帶著橋橋和安安(尚未斷奶的小女兒)于年底來到北京,一家人終于團聚了。1953年,我們把4歲的橋橋送入了北海幼兒園,原因是我已在馬列學院學習,照顧不了孩子。可是,每當周末結束往回送孩子時,橋橋就會哭個不停,有一次竟哭暈在爸爸的懷里,但等她一緩過氣來,仲勛同志還是送心愛的女兒去了幼兒園。怎么說呢,我那時的感受,凡是做過母親的人是能夠想象到的。仲勛同志為了照顧我能安心工作和學習,我們的小女兒安安是靠吃奶粉長大的。

  仲勛同志一貫支持我的工作和學習,從不要求我犧牲個人來專職照顧家庭。來京后,我又生下兩個男孩兒一個取名為近平、一個取名為遠平,他們都是10個月就斷奶送回家,由父親仲勛照顧。當有人稱贊仲勛是一個好爸爸時,仲勛便風趣而又豪邁地說:“我不僅是個好爸爸,而且是個好丈夫。”也許是與解放前我一直在農村做基層工作,解放后又先后在農村、馬列學院學習,在中央黨校工作離家又遠,和家人在一起活動時候特少有關系,以至于有人誤以為仲勛同志對我不關心,不像其他人那樣無微不至地照顧妻子。但是,作為妻子的我,心里十分理解丈夫的良苦用心,他這是鼓勵我自強自重,希望我能成為對黨的事業有用的人。所以,無論別人怎么想,我心里是有數的,我覺得一個丈夫能做到如此,是需要有博大胸懷的。早在解放戰爭時期,1947年春,胡宗南蔣匪軍進攻陜甘寧邊區,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面對10倍于自己、且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在彭德懷同志和仲勛同志的指揮下,正確地運用了毛澤東所制定的“蘑菇戰術”,在取得了延安保衛戰的勝利后,又接連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戰三捷”,使蔣介石“三個月解決陜北問題”的企圖化為泡影,奠定了粉碎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的基礎。安塞真武洞召開祝捷大會時,我正在綏德工作,進行備戰,因承擔了臨時任務,才回到西北局機關,5月14日正趕上西北野戰軍在安塞縣真武洞召開5萬軍民參加的祝捷大會,組織上為了能讓我和仲勛見個面,也讓我參加了以西北局副書記馬明芳為首的慰問團去了安塞,同去的還有馬明芳的夫人馬淑良。當仲勛同志驚訝地見到我時,他非常生氣,當著眾人嚴厲地批評我說:“這么艱苦,你來干什么!”我為之一怔,但馬上意識到自己實在不應該來這里,影響太不好了。隨后,他還對我說:“如果戰爭十年,我寧可十年不見你。”此時,我不僅心悅誠服地接受了他的批評,而且為有這樣的一位嚴于律己的丈夫而暗暗地自豪。

  50年代,在參加一次晚會的時候,我聽見有人在我身后議論說:“習副總理的夫人穿著怎么那么土啊!”我聽了,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回家后對仲勛說了,他聽后笑著說:“土比洋好!”

  我在馬列學院學習后被留在中央黨校工作,單位離家較遠,所以和家人總是離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們放寒暑假時,我更是管不了他們。盡管每個星期天晚間去上班時,我都是伴著孩子們依依惜別的“媽媽再見!媽媽再見!”聲離開家的,但我卻從沒考慮過是否和孩子們多呆上一會兒,甚至是否調換一下工作,離家近一些。那時,我心里想的就是服從組織安排,不能耽誤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沒有請過假,而對于時任副總理兼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仲勛同志來說,他寧愿在業余時間多照管孩子們一些,有時還要給四個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時我們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這期間家里沒有請保姆。對此,他視之為天倫之樂,尤其是當孩子們與他摔打著玩時,總是仲勛同志最為開心的時候。也許是仲勛特愛孩子的緣故,所以他特別重視從嚴教子。我們的兩個兒子從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紅布鞋,記得近平因同學笑話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時,仲勛卻對他說:“染染穿一樣”。就是在仲勛的影響下,勤儉節約成了我們的家風。

  我工作在頤和園附近的中央黨校,家卻住東城區。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多已是8點鐘了,星期日晚上還趕回單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勛一起參加周末的文娛活動了,常常是他獨自帶著孩子們去參加周末活動。周恩來總理十分關心仲勛(仲勛同志任國務院秘書長長達十年之久,可以說多數時間都是和周總理在一起的。)每當見到仲勛獨自帶著孩子們參加活動時,總理就要問:“怎么見不到齊心同志呢?”

  后來,在一次節日晚會上,我見到了周總理,他一見到我就高興地說:“哪里像35歲,4個孩子的媽媽呢?”并決定讓我參加外事活動。但我只在此之后陪同仲勛同志參加過一次接待蒙古總統澤登巴爾夫婦的外事活動,以后也很少參加涉外活動。直到如今,我還沒出過國,連港澳也沒去過,最遠只去過深圳沙頭角。

  在“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仲勛違心地承擔了責任。當小女兒安安看到爸爸一個人坐在沒有開燈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時,就問:“爸爸,你怎么啦?”小兒子遠平也問:“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我們年幼的孩子們還不知道,他們的爸爸正在承受著常人難以承受的苦痛。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對仲勛搞突然襲擊,誣陷仲勛勾結《劉志丹》小說作者李建彤,授意炮制《劉志丹》小說為高崗翻案,說仲勛是掛帥人物,是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康生還在全會上給毛主席寫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個大發明。”其實毛主席當時只不過是在大會上念了一下條子,康生竟然就以此來作為毛主席語錄一時間被廣為流傳。

  那時,對于缺乏斗爭經驗的我,聽到這一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靂一般,人頓時就嚇懵了,欲哭又不敢哭。仲勛同志看到我難以承受的樣子,立即要我安靜下來,正確對待。盡管他對這突如其來的不白之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關于仲勛參與此書的情況,山西黨史文獻有過記載:習仲勛曾參加過該小說創作組的兩次會議,第一次他在會上了解寫作過程;第二次,他明確表態說,要明確陜北根據地是堅決執行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據我所知,仲勛連這本書的初稿也沒看完就交給秘書田方了,后來發表的一些章節,他連看也沒有看過。

  眾所周知,康生迫害仲勛,是事出有因的。在1943年“整風運動”中,康生搞“搶救運動”,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區工作的地下黨打成“紅旗黨”等,仲勛曾堅決地予以抵制;解放戰爭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線,仲勛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予以抵制。

  在“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仲勛違心地承擔了責任。他在檢討中沉痛地寫道:“36年的恩情毀于一旦”。(他從1926年參加革命到1962年整整受黨的恩惠36年)由于承受了莫須有的罪名,他的內心所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當小女兒安安看到爸爸一個人坐在沒有開燈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時,就問:“爸爸,你怎么啦?”小兒子遠平也問:“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我們年幼的孩子們還不知道,他們的爸爸正在承受著常人難以承受的苦痛。

  當時,我深深地處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黨的立場上,把他視為“反黨”,接受八屆十中全會對他的批判。另一方面,我對仲勛同志懷有深厚的感情。為此,我主動要求參加“四清”去了。

  1963年,也就是仲勛同志受隔離審查期間,組織上安排他在中央黨校(獨居在“西宮所”)學習。他認真閱讀馬列、毛主席著作,自覺改造世界觀,并利用空余時間在后院空地上種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獲多半交公,但仲勛同志并不安于優越,他曾對我說:“革命不是為了當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他準備回農村做個農民。為此,仲勛同志上書毛主席要求到農村去。主席讓中組部長安子文回復他說,農村太艱苦,還是到工廠去。1965年,組織上安排仲勛到洛陽礦山機械廠擔任副廠長。在仲勛看來,這是他向工人階級學習、熟悉工廠工作的寶貴時機。我當時正在北京海淀區搞四清,只請了一天假,回家給他拆洗了被褥,就這樣為他送行。不想,從此一別就是7年。回想起來真是一言難盡……

  緊接著便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仲勛同志受迫害的時間加起來長達16年之久。“文革”中,仲勛同志不畏權勢,不僅自己堅持真理,而且為其他受株連的同志澄清事實,突出表現了他堅強不屈的性格。

  1966年冬天,正在與工人們談話的仲勛被沖進工廠的紅衛兵圍了起來。工人們見狀,想保護仲勛也把仲勛圍了起來。為了防止武斗,仲勛對工人們講:“你們打傷了紅衛兵是我的責任,紅衛兵打傷了你們也是我的責任”。然后又對紅衛兵們說:“要走就快走。”于是,仲勛被帶到西安,批斗后被關入西北大學。當他看到了一些打砸搶的行為后勸阻說:“難道革命就是為了搶幾部汽車嗎?”并希望他們自覺地維護正常秩序,不要妨礙生產,并上書毛主席,對“文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多項建議。因此仲勛深得一些群眾的信賴、保護和關照。

  仲勛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時,那里的鄉親們卻說,我們不是來批斗習仲勛的,多時不見,我們是想來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難時期撥糧食給我們,我們早就餓死了。那次,鄉親們還自發地給仲勛做了一頓家鄉飯。這種來自故鄉的親情,令他終生難忘。

  康生仍然不肯放過仲勛,陰謀把他拉到蘭州和延安進行批斗,然而最終還是被身處逆境中的周總理制止住了。但此時仲勛的身體已有些支撐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寫信給周總理:“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現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恩來采取特殊保護方式,用飛機將仲勛從西安接回北京,交給衛戍區監護。

  在仲勛同志受審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們也都受到了株連。“文革”中我因沒有和習仲勛劃清界限一直在受審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單。僅在“五七干校”勞動就有7年之久。三個大一點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團或插隊,留在身邊的小兒子遠平在普及高中時,被剝奪了升學的權利,還是在老戰友的幫助下才當上了車工學徒。這段時間對我和孩子們來說,可以說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全家人都很堅強。

  1972年冬,姐姐給我寫來一封信,信中說我們的母親將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見上一面,請求干校批準我回京探親。我得到了準許。同時,我的孩子們也因此有了機會從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團聚了。我和孩子們商量,決定給總理寫信,要求見一見習仲勛。我們在信中提出了幾點請求:(1)我和孩子們已經多年未見到仲勛了,請求總理幫我們母子早日見到他;(2)我們在北京已無住房,要求解決住房問題;(3)存款早已凍結,希望解凍一部分存款維持生活。周總理很快對我們的要求作了批復,不僅安排我們一家人相見,還解凍了一部分存款,并指示有關單位為我們一家解決住處。當我們獲悉總理的批復后,全家人高興得不得了,有如在絕望中看到了一線希望。

  我們終于見到了關押中的仲勛同志,我早有思想準備,心里一次次地囑咐自己“一定要堅強”,但是令我沒有想到的是,當仲勛同志見到我和孩子們時他竟然流了淚,他連連地說:“這是高興的”。由于多年的分離,他分不清橋橋和安安,更認不得已經長成小伙子了的兒子們。在臨回干校前,我又要求會見了仲勛一次,并借此機會將他穿破的舊衣服全部更換了一下。從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勛同志,和孩子們也有團聚的機會了。

  1975年春,仲勛被解除監護,組織上派我跟他一同去洛陽,是河南省公安廳的兩位同志把我們接去的。他被安置在耐火廠的宿舍區,在兩間房子里,度過了三年的流放生活。沒有想到的是,這段時間是仲勛感到最為舒暢的日子。因為他又有了和廣大工農群眾在一起的機會。雖然深受冤屈,仲勛卻深深地感受到了來自人民的溫暖,他的心靈獲得了莫大的安慰,更堅定了他在有生之年回報黨和人民的信念。

  這時的仲勛已經年過花甲,況且在單間牢房里被關押了近8年的時間,因此恢復身體健康是他所面臨的第一道關口。我由衷地佩服仲勛所具有的超人毅力。不管遇到什么樣的天氣,每天早上,他都要去郊區散步兩小時。上午和工人們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讀書看報,下午又到郊區水庫散步。時間長了,他和看護水庫的鄧老頭兒及郊區的農民交上了朋友,每每湊到一起的時候,他們總是談笑風生,好像有說不完的話。其中有一位是附近農村大隊支書李政的父親,他過去以挑貨郎擔為生,與仲勛同志結下的友誼最深。仲勛特愛和看水庫的鄧老頭開玩笑,每次一見面,總像個淘氣的孩子一般跟老人開玩笑:“怎么我剛才在南村果園見到你啦!”那老人聽了以后真是哭笑不得,因為他有些迷信,心里忌諱這么說,好像見鬼了。但是他又很矛盾,既想早見到仲勛同志,又害怕他說那句話。可是仲勛同志偏偏一見到他就說,像個頑皮的小老弟,讓老人對他無可奈何。為此,我和女兒橋橋經常伴在一旁偷笑。有時候早上散步時,我們還到老貨郎李老頭家里去,如果趕上他家吃早飯,我們就吃上幾碗紅薯大米粥,那米粥的香甜至今令我難以忘卻。

  在和工人同志的交往中,我們也是深受感動的。當人們發現我們的子女因往返看父親缺少路費時,耐火廠的老工人師傅們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資主動地借錢給我們。礦山機器廠的老工人宋福堂(1965年,仲勛下放該廠當過副廠長,在下車間勞動時拜的師傅)曾請我到他家里去吃鮮美的豬肉韭菜餃子,還捧出山東老家的大花生招待我,在那個時候,再沒有什么比這更溫暖的了。如今,每當我回想起那些曾視我們如親人的工農朋友們,心底里總是充滿了感激之情。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組部,關于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中發[1979]53號文件。這一年的盛夏,最怕熱的仲勛竟頂著酷暑一連跑了23個縣。我心里明白,仲勛是在拼命,但是,作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時光奪回來,多為黨和人民做些實事。

  在得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仲勛同志恢復工作的心情十分急切。黨的“十一大”召開之后,仲勛便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繼續為黨工作的請求。與此同時,我在女兒橋橋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陽之間,我們多次找過王震同志,他非常關心仲勛的“問題”,結果,還是王老第一個出面為仲勛恢復名譽說了話。隨后我們也找到了胡耀邦同志和葉帥。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組部,關于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中發[1979]53號文件。文件中說,劉志丹(送審樣書)不是反黨小說,而是一部比較好地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斗爭史的習作。習仲勛同志關心這部小說的創作,對如何改好這部小說發表過意見,是完全正當的,根本談不上什么反黨、反政府活動。“所謂利用寫《劉志丹》小說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錯案。”

  我第一次見到耀邦同志時,他從資歷、經驗、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幾方面稱贊了仲勛同志,而葉帥則是堅決支持仲勛出來工作。仲勛于1978年2月22日作為全國政協特邀委員出席了五屆全國政協會議(恢復了黨籍),同年4月初便被恢復了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勛談話之后,中央決定派仲勛同志去廣東工作,“把守南大門”(耀邦同志原話)。

  仲勛去廣東工作,是肩負著黨政軍各方面領導及同志們的深切期望的,對此,他深知責任重大。所以,在廣東工作期間,他夜以繼日,每天都要到凌晨2點左右才肯休息。值得一提的是,仲勛在廣東近三年的工作,還得到了葉帥的親切關懷和許世友同志的大力支持。

  仲勛恢復工作后,我由在清華讀書的兒子近平陪同先去河南洛陽辦理手續,后又在萬里同志邀請下隨廣東省黃靜波副省長去安徽取經,學習農村經濟政策。當萬里同志談到仲勛在廣東面臨的形勢時,十分關切。尤其是當他得知仲勛隨行沒有帶一名干部的時候,急得拍了大腿。這一次,萬里同志讓我看了發揮農民積極性的農村經濟政策情況。

  仲勛由于受命倉促,中央領導同志決定讓我們的女兒橋橋陪同爸爸前往廣東。當時廣東所面臨的形勢是很嚴峻的。“以糧為綱,一網打盡”的極左路線使農業的優勢難以發揮,素有“水果之鄉”美譽的廣東,缺少水果,副食品極缺;因為割資本主義尾巴,老百姓連“三鳥”(雞鴨鵝)都不敢多養;菜籃子里多是單一的“無縫鋼管”(空心菜)。作為經濟基礎的農業尚且如此,工業狀況就可想而知了。由于長期受“左”的路線的干擾,原本是廣東省一大優勢的“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等,已變為劣勢,海外關系變成了“黑關系”,這樣一來,受損的就不僅僅是經濟了,因此,在沿海一帶,外逃風一浪高過一浪。同年4月6日,仲勛去廣東,他一下飛機便趕赴中共廣東第四次代表大會閉幕會會場,出席會議。

  我在去廣東之前,耀邦和李昭同志請我們去他家吃了一頓飯,并囑托我轉告仲勛同志,要調動干部的積極性,抓好副食,特別是青菜。廖承志同志也約我去過家里,專門和我談關于廣東省的華僑政策問題,要肅清“海外黑關系”等“極左”遺毒造成的不良影響。他曾提到海關把得過緊,有的華僑進關連襯衫多幾件也不行,這樣怎么行?總之,領導們都很關心仲勛到廣東的工作。

  這一年的盛夏,最怕熱的仲勛竟頂著酷暑一連跑了23個縣。我心里明白,仲勛是在拼命,但是,作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時光奪回來,多為黨和人民做些實事。為了不負中央的重托,讓廣東人民盡快過上好日子,充分利用廣東毗鄰港澳的優勢,仲勛和廣東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在大刀闊斧地抓緊落實政策工作,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和歷史遺留問題的同時,積極推行改革開放。在農業上,叢化試辦了責任田,工業上肯定了清遠縣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的經驗。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為了讓廣東能夠大干快上,他向中央為廣東省要來了“先走一步”的政策。1979年7月19日,中發[50]號文件出臺了,中央批準了出口特區在珠海、深圳試辦,由此為廣東經濟特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我常說,仲勛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懷寬廣坦蕩,為黨的事業歷盡艱辛,但他從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得失。“文革”結束恢復工作后,他為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建立經濟特區是付出了心血的。

  1980年11月底,仲勛調回北京后出任五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特別是在協助耀邦同志工作期間,白天,勤政殿的工作結束后,回家要繼續接待來自各地的要求落實政策的同志。由于長年養成的“當天事當天做完”的習慣,所以,仲勛仍然是工作到深夜。然而即便如此,他還要關心時在中紀委工作的我,怕我熬夜。

  我與仲勛同志值得回顧的事情很多很多,令我始終不能忘懷的還有仲勛同志在統戰方面所做的工作。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曾撰文稱張治中與習仲勛是“黨與非黨交往的典范”。其實,凡是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橫山起義”,這就是仲勛在西北局任書記時,在黨中央、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西北局執行統戰方針的成果。解放前后,仲勛與張治中、鄧寶珊、傅作義間的個人情誼都十分深厚,甚至到第二代人關系也都很好。不僅如此,文藝界的人士梅蘭芳、程硯秋、茍慧生、尚小云也都是仲勛同志的好友,當他們的家人需要幫助的時候,仲勛同志如果不能出面,就讓我去幫忙。比如荀慧生的夫人生病,仲勛同志就是讓我代表他去探望的。在眾多的友人當中,仲勛同志與班禪大師的情誼也非同一般。仲勛到廣東不久,班禪去廣東休息,一見仲勛便說:“我是奔著您來的啊!”對于祖國統一,仲勛同志也是做過努力的,他借曾深受蔣家兩代人信任的同學、同鄉陳建中返鄉探親訪友之際,希望他能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盡一份力量。總之,仲勛同志在統戰工作中投入的心力也是很大的。

  時間飛逝,在我的記憶中永遠保留著1997年4月28日那天仲勛同志曾打給我的那個電話:在南方休息的仲勛給我打來了長途電話,慶賀我們的結婚紀念日。他在電話里問:“我們結婚多少年啦?”我回答:“55年啦!”他說:“我祝你健康長壽,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我感到他的祝詞分量很重,激動地說:“我對你照顧得很不夠啊!”他聽后著急了,說:“怎么這么說呢?你對黨對人民忠誠,一生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們的這次通話你要把它記錄下來,告訴孩子們,讓他們明白事理……”通話之后,仲勛同志對伴在身邊的女兒橋橋說:“你媽媽是個優秀的共產黨員!”我按照仲勛同志的囑咐,記下了這次通話的內容,并把它抄錄給了每一個兒女留作紀念。

  在我和仲勛同志相伴的日子里,我一直把他對我說的“工作好、學習好,一切事情都處理好”當作人生的座右銘。年輕的時候,我對他的這三句話不能完全理解,有時甚至感到太抽象。可到了現在,回想起仲勛同志的話來,才深深地領悟到了這些話的含意。我覺得能夠和我崇敬的師長、丈夫和摯友——習仲勛同志生活在一起,過一輩子,是無比幸福的。

  在慶祝建國六十周年之際,作者授權大地雜志社獨家全文刊載此文。未經許可不得擅自改寫、摘編、轉載。特此聲明。

  (《大地》 2009.04.01 期號:2009年第七期)(據北京日報)

  (來源:今日山西網) 

 網絡編輯:蕭 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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